作者：张兆曙
来源：人文杂志年第3期
摘要：近年来中国城市普遍兴起的广场舞所导致的噪音扰民问题，正在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性问题，甚至陷入某种治理上的困境。广场舞的治理困境是特定的休闲健身形式与特定的社会主体相结合的产物。本文的研究表明，广场舞的音效特征、表达性需求和“大场面”的组织形式分别构成广场舞噪音扰民的物理根源、社会心理根源和组织根源。其中，“大场面”的组织形式充当了一种强化机制，能够放大广场舞的物理音效和“广场舞大妈”的表达性需求。同时，由于职业境遇和家庭关系的变化以及个体生命历程的结构性变迁，“广场舞大妈”失去了她们极为珍视的“共同存在”。但是，“广场舞大妈”在“大场面”的组织形式中尽情表达了一种群体性兴奋，并意外地建构了一种真实的“共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广场舞已经超越了它的自然属性及其发生主体，成为一种时代的隐喻，即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奋。正是这种具有自我维护倾向的群体性兴奋导致了广场舞噪音的治理困境。
关键词：广场舞中国大妈治理困境“大场面”组织形式群体性兴奋
近些年来，几乎在中国每个城市的社区广场、休闲公园以及其他公共空间都能见到一种被称为“广场舞”的休闲健身活动。每当夜幕来临之际，那些被冠以“中国大妈”的中老年女性便自发地聚集到各类城市公共空间，她们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和旋律舞动着并不轻盈和灵动的身姿，凭借规模效应和整齐划一的动作编排制造出比较强劲的声势，进而形成中国城市生活中的一道独特却又高度雷同的城市景观。在这项群众性的休闲健身活动中，有两个重要的社会后果引起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