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白癜风那里好一点 http://pf.39.net/bdfyy/index.html《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局部）
來源：中國嘉德拍賣年秋拍《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系著名收藏家錢鏡塘傾平生之力匯集而成的大型明代尺牘專輯，原爲二十册，涵蓋了有明一朝上至宰執顯達、下至騷人墨客等各類名家手札，合計達四百餘種(每家例收書札一通)，洋洋灑灑，蔚爲大觀。藏主又特請倪禹功對每件作品作了整理研究。錢、倪至交，志同道合，兼有同鄉之誼。倪禹功精於鑒藏考據之道，曾著有《嘉秀近代畫人搜銓》等。他所作的編次考銓，極大充實了此套叢札的學術內涵，提升了它的學術品位。茲舉一例：其中所收《致吳寬函》，只署『鑒』字，未具姓，鈐印亦不清。倪禹功首先以蠅頭小楷，分别介紹史鑒與陳鑒的生平，繼而考曰：
原標籤題作史鑒，而以緝熙爲明古號，實誤。故考定爲陳鑒，無誤。況史鑒本傳無緝熙之號，可證。
倪禹功將此札作者由史鑒(明古)，重新歸爲陳鑒(緝熙)，可謂一錘定讞。查北京故宮博物院等多家文博單位，均藏有陳鑒作品。或題跋，或手札，書風宛然，若合符契，均可作爲判斷《致吳寬函》作者的佐證。二〇〇二年九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將此套叢札原色精印，成爲在國內可與《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尺牘》《明代名人尺牘選萃》鼎峙而三之大型明代尺牘專題巨著，爲後來多種圖典或刊物所轉用，嘉惠墨林良多。尤爲可貴者，《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除了彩印尺牘之外(由原先之二十册，改爲五大册)，還單獨設立一册(第六册)，特邀故宮博物院楊臣彬、中國社會科學院陳智超擔任編輯，由楊氏作釋文，陳氏作考證，並附有筆划檢字和漢語拼音檢字人名索引等。楊、陳二君之舉，是在前代基礎上的極大推進，對於此套叢札而言，意義非凡。同年十一月初，此套叢札出現在中國嘉德拍賣公司秋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上，引起各方高度關注。其拍品(第號)說明，以『明代仕宦大全』『(明代)文史資料大全』『明代書法大全』『明代不同時期造紙技術大全』等頌辭，竭力揄揚。最後以定向拍賣方式，將此物高價拍給上海博物館，成爲該館珍藏之一。曾主其事者拓曉堂撰《嘉德親歷古籍拍賣風雲錄——名人書札》，介紹台前幕後的所見所聞，可作參考。凡事多有出乎意料者。這套叢札卷帙浩繁，來源複雜，此前雖經學者所作整理研究，但猶不免諸多舛誤，如古人所謂『目不見睫』者。茲將筆者所見四件疑似張冠李戴之手札合於一處，略作考辨如下。尚祈讀者指正。
01
名款釋讀之誤
圖一
《致某同年函》
《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第一册)刊出《致某同年函》：(圖一)
承賜新書，感感不已。茲有陳潤者，乃治下大尹，與區區有莫逆之好。爲官清慎有爲，止有數月未滿，希青目之。如有旌異之典，使無遺珠之嘆爲好。匆冗中作字，欠恭，情恕千萬。漢頓首。年兄老大人行臺。(鈐『朝宗』朱文方印)
此札所用之信箋紙極爲考究。手札左側，爲倪禹功手書江漢生平簡介，曰：
江漢，字朝宗，會稽人。落魄不羈，常客游吳中。經嘉興濮院，濮氏延爲上客，留數載。洪、永間，以文學名，召爲翰林編修。嘗應制賦《元日朝(朝上奪一早字)詩》，賜緋袍。後請老，因居濮院。與親友宴，常披緋以章君寵。有《月下清吟集》。(鈐『秀水倪禹功銓考印』朱文長方印)
或許由於手札上『朝宗』二字的印鑒比較醒目，原藏者認定此札屬明初洪武、永樂年間會稽籍江漢之作，故而將其列於整套叢札的開篇第一人。但是，《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之編者對此並不認同，其於第六册中作考證如下：
此函作者署名『漢』，未具姓。據原收藏者注，作者名江漢，字朝宗，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洪武、永樂間以文學名，召爲翰林編修云云。但上款稱『年兄老大人』，則作者應曾舉進士。查《進士題名碑錄》，洪、永間無江漢，而成化八年(一四七二)壬戌科有江漢，旌德(今屬安徽)人，字紀南，宣德六年(一四三一)生。又函言『陳潤者乃治下大尹，與區區有莫逆之好』，『大尹』應爲知府、知州，一般應爲進士出身。成化十七年(一四八一)辛丑科有陳潤，臨安(今屬浙江)人，知信陽州。時代亦與旌德江漢合。故定此作者爲旌德江漢，收信人則爲其成化八年壬戌科之同年，陳潤既爲信陽知州，則收信人當時應爲河南布*使。其姓名待考。
在此，編者藉由信札中的關鍵人物——陳潤(字維澤)加以分析，將此札的時間鎖定在明成化年間，『定此作者爲旌德江漢』。但問題在於，旌德籍江漢的字爲『紀南』，與信札上的印鑒『朝宗』，正所謂圓鑿方枘，格格不入。因而其立論仍無法成立。筆者以爲，編者或許是忽略了此枚印鑒的存在，遂導致其難以自圓其説。事實上，無論是倪禹功，還是該書編者，都在此札的名款釋讀上面出現了較大的紕漏，以至於嚴重偏離了方向。筆者通過細觀其名款，發現雖然高度貌似『漢』字，但實際絕非此字(因爲其右上部分不見『漢』字的『艹』頭)，而是既合乎草書的規矩法度，又明顯帶有個人書寫習慣的『滽』字。(圖二)查明代以『朝宗』爲表字的文人不止一位，但其中只有一人最符合本札所需的條件，他就是明代成化年間的重臣屠滽。
圖二
《致某同年函》名款與印鑒
屠滽(一四四一～一五一二)字朝宗，號西峰，又號丹山，浙江鄞縣(今屬寧波市)人。《明清進士錄》載其爲『明成化二年(一四六六)三甲五十九名進士』。曾任監察御史，巡按四川、湖廣，爲官有清名，勤於*事。歷任右僉都御史、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弘治十年(一四九七)，進兵部尚書，後調任吏部尚書，兼都察院御史，封太子太保。明武宗時，加封太子太傅，兼掌院事，繼而加封柱國。謚襄惠。著有《丹山集》《屠襄惠公遺集》等。屠滽傳世書跡並不多見。筆者迄今所寓目者，除了此札之外，尚有以下數種：(一)《吳寬等行書》(一名《吳寬等七家諸體書逸晚亭詩卷》)，行草書七律詩二首，居於海虞李傑之後、太原周經之前。落款曰『丹山屠滽』，未鈐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二)《致府尊大人札》，行書。上款曰『府尊大人』，下款曰『滽頓首』，鈐『朝宗』(朱文方印)。上海圖書館藏。(三)《處士查君墓誌銘》，行書。題於明沈恆吉(沈周父)所繪《查氏丙舍圖後》，介於李應禎題記與王鏊題記之間，款署『賜進士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經筵官、前奉詔進階、特進榮祿大夫、丹山屠滽撰』，鈐『屠滽』(白文長方印)、『忠孝傳芳』(白文方印)。由紐約蘇富比拍賣公司二○一四年春季拍賣會拍賣。現藏香港近墨堂。
屠滽《處士查君墓誌銘》
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藏
(四)《題王諤〈送别圖〉》，行草書七律詩。款曰『西峰屠滽』，鈐『朝宗』(朱文方印)、『太子太保』(朱文方印)、『柱國』(朱文方印)。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五)《與府尊姜大人書》，行草書。首行曰『治下屠滽頓首』，末款曰『七月十一日。如初禮』，鈐印『朝宗』(朱文方印)。刻於《湖海閣藏帖》(卷一)。(圖三)
圖三
《湖海閣藏帖》刻屠滽手札
（慈溪胡迪軍供圖）
《致某同年函》與上述作品均有一定的可比性，但書法最接近於《與姜府尊大人書》，或屬同一時期所作。後者雖然經過翻刻，但刻工極爲精良，神氣宛在，毫髮不爽，其署名『屠滽』二字更加清晰可辨。再加上，所用的兩枚朱文印鑒亦是驚人的相似，或屬同一方印。而就書法而言，屠滽之作出入於趙孟頫與張弼等人之間，與當時書壇所流行的書寫風格比較吻合。札中有『如有旌異之典，使無遺珠之嘆爲好』云云，所謂『旌異之典』，即旌表、褒獎之儀式。顯然是札主屠滽在這位年兄面前替他人説項，希冀對方予以關照通融。上款所謂『行臺』者，爲官職名。查《詞源》『行臺』辭條曰：『東漢以後，朝廷*務由三公改歸臺閣(尚書)，習稱朝廷爲「臺」......至元時，有行中書省(行省)，行樞密院(行院)，行御史臺(行臺)，分别執掌行*、軍事及監察權。』此札既稱對方爲『年兄』，則必然與屠滽一致，均爲成化二年(一四六六)進士出身。但問題在於，出身是年進士之名宦顯貴爲數不少，諸如程敏*、李傑、韓文等等，有條件擔任『行臺』這一職務者，或許不止一人。由於此札所存信息過少，究竟這位『年兄』兼『行臺』之人爲誰，已難確考。檢程敏*《篁墩文集》，雖然有題曰《行臺春意》之詩作，然猶未敢遽然斷定受函者即爲程敏*。容俟後考。
02
印鑒不辨之誤
圖四
《致約軒函》
《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第三册)刊出《致約軒函》：(圖四)
别久懷思，與日俱積。竹林清歡，何時優酬此願邪？頃辱書貺並佳製遠寄，極感至情。即欲奉次高韻，冗困未能。聊錄舊作一首請教耳。楊八房尊親處，蒙惠禮過厚，受之惶恐，將何以圖報萬一哉？唯望老叔爲我多多致謝耳。所索墓銘，未敢輕率，容當屬稿，三月內寄上矣。茲因楊七親家回便，先(此)布悃。餘情縷縷，更伺後悉。寓都城金侄再拜啓。約軒老叔座下。
倪禹功於此札左側，對曹金作了以下簡要介紹：
曹金，字汝礪，河南開封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著有《傳川文集》。
《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之編者除了對曹金履歷略作補充外，又考證如下：
上款稱『約軒老叔』，自稱『金侄』，應爲曹金之叔，其名待考。約軒爲楊八房請曹金爲其先人作墓誌銘，曹金此時在北京。
此札之落款爲『寓都城金侄再拜啓』，又於『金』上加蓋己用朱文方印一枚。觀此印文字，似與曹金的表字『汝礪』無關。由於此二字爲大篆書，釋讀起來，難度相對較大，而藏家與編者對此印似有『失察』之嫌。事實上，只需要參照諸如(傳)趙孟頫《六體千字文》等書法作品中的古篆，即可以辨認出此二字，分别爲『國』與『聲』(圖五)。一旦準確釋讀了此名姓印，則該札作者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真正符合條件的人物只有一位，即明代名宦秦金。
《致約軒函》名款與印鑒
圖五
(傳)趙孟頫《六體千字文》（局部）
秦金(一四六七～一五四四)字國聲，號鳳山，江蘇無錫人。弘治六年(一四九三)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初，遷河南提學副使，改右參*。歷山東左、右布*使。弘治九年(一四八六)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後任南京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謚端敏。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江南園林——寄暢園，即是在秦金始創的『鳳谷行窩』之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秦金傳世書法作品相對稀少。筆者迄今所見，除了此札之外，尚有以下數款：(一)《致邃翁札》(一名《重辱帖》)，行草書。上款曰『大師相邃翁老先生函丈』(按：『邃翁』爲明代重臣楊一清)，下款曰『晚生秦金頓首呈』，鈐『國聲』(朱文長方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二)《題劉大夏〈東山宦跡詩〉卷》，楷書七律詩，處在何孟春與陳策之間。款曰『秦金』，鈐『國聲』(白文長方印)。無錫博物院藏。(三)《題文嘉〈天下第二泉圖〉卷》，行書七律詩，處於吳寬與邵寶之間。款曰『嘉靖丙申秋九月吉旦。鳳山秦金』，鈐『國聲』(朱文方印)、『太宮太保』(朱文方印)。無錫博物院藏。(四)《致華玉札》，行楷書。上款曰『華玉先生大人道契家』，下款曰『友生秦金再拜啓。重九後三日。余素』，鈐『國聲』(朱文方印)，刊於《明代名賢尺牘集》。原爲陶氏五柳堂所藏，後爲中國嘉德拍賣公司二〇〇七年秋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第號拍品。現藏何創時書法基金會。(五)《杜堇、邵寶、秦金、都穆、趙廉、仇東之、劉銘等七人合書詩扇》，楷書七言絕句，款曰『秦金』，無鈐印。爲廣州安華白雲拍賣公司二〇〇九年秋季拍賣會『中國書畫專場』第號拍品。(六)《致俞正齋、徐東洑書》，行草書。上款曰『大參伯俞正齋先生大人、大中翰徐東洑先生尊兄』，下款曰『鄉生秦金頓首啓』，鈐『秦金印』(白文方印)、『國聲』(朱文方印)。刻於《寄暢園法帖》(卷一)。(七)《致約軒札》，行草書。上款曰『約軒老叔座前』，下款曰『姪金再拜』，鈐印不清。刻於《寄暢園法帖》卷一。以上述作品中的《致華玉(顧璘)札》爲例，其名款『金』字之上，亦鈐一枚『國聲』朱文方印。(圖六)只是由於其所用者爲常見的較爲規整的小篆字體，所以認讀起來比較便利。若以《致約軒札》對照《重辱帖》，二者書法風格基本一致。此外，《寄暢園法帖》(卷一)所收《致約軒老叔札》之致函對象，恰好是同一人(號『約軒』)，輩分亦同(『叔』與『侄』關係)，更可作爲匡正《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誤系此札作者的有力旁證。就秦金書法而言，他受當時立朝五十年、柄國十八載的李東陽的書法影響至深。
圖六
《致顧璘札》（局部）
何創時書法基金會藏
03
原札缺上、下款所致之誤
－屏幕向右翻轉查看－圖七《致某人函》《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第四册)刊出《致某人函》：(圖七)益吾書來，聞翁兄有往歸之信，甚爲浣慰。桐城未歸，而亂民守其門以相護；翁兄久出，而州民掃其廬以相迎，可見公道自在人心。蚩蚩之氓，視高位厚祿、妨賢嫉能者，良有間也。長安議論喧嘩，雖有塗面之人當先出馬，而其中有要人主之。吾鄉樹正論赤幟，獨一湛持，而有孤掌不鳴之苦。幸江北諸公，正氣翕習，掃開迷雲，爲一時世道吐氣。而鹿友兄借封疆以出之，不獨湛兄益孤益危，而江北之頭緒亦漸分矣。小人之神謀合算，巧妙如此，移之以謀軍國，天下何憂不太平耶？朱岩歸並正路，此翁兄熏陶夾持之力。此兄腕下有力，竪起脊梁，可爲世道荷擔者也，幸台臺更有以誨之。王鞠老以爲，不肖發憤，爲邪類所忌嫉，連蹇仕途，今日之投荒，尚是不肖之餘殃，而至今無隻字相聞也。君子之交淡若水，真吾黨之謂爾。淮揚道鄭二陽，海內有心人也，頃有書相聞，囑其請教。翁兄及李大生兄知其仰止已久，無俟戔戔之言也。草草手勒，餘具别楮。弟名正具。該札右側貼有浮簽，上書『顧大令天敘』五字。察其筆跡，當出自著名收藏家吳湖帆之手。顯然，這一籤條極大地影響甚至左右了後人的判斷，爲後來的藏家所信從。故而倪禹功在此札左側對顧天敘作簡要介紹曰：顧天敘，字禮初，號荀洲，崑山人。萬曆戊子舉人，授鉛山知縣，以憂去。服闋，補元城，調嘉魚。以子錫疇貴，自免歸。結庵鄧尉山先塋之側，構得閒亭半九軒以自勵，足不入城市者垂三十年。及兩都淪亡，趣子赴閩，絕粒七日死，時年八十一。有《雲洞集》《法言類編》《刪定百稽篇》一卷。(鈐『秀水倪禹功銓考印』朱文長方印)《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之編者首先對顧天敘作了介紹，內容基本同倪禹功，繼而考證如下：此函亦無上款，其姓名待考。函中所言『吾鄉樹正論赤幟，獨一湛持』，湛持乃文震孟......『鹿友兄借封疆以出之，不獨湛兄益孤益危，而江北之頭緒亦漸分矣』，鹿友爲吳甡字，因忤溫體仁，出按河南。吳甡爲揚州興化人，故稱『江北諸公』。由於原札上、下款均無，其所謂『弟名正具』(通常另選一幀考究之紙張，用端楷書寫自己的全名，以示尊重)之物也未見保存，因而對於此類手札的判定變得尤爲困難。該札的啓首處，鈐有一枚朱文長方印，當是札主所鈐抑。所用者爲藍色印泥，當屬舉哀之時所爲。可惜內容模糊不辨(第二字似是『啓』)，難以作爲確鑿的證據。而就此札內容來看，其間涉及的人物眾多，且與明末的動蕩*局密切相關，歷史文獻價值極高。筆者擬另行撰文，詳考其所涉及的諸多人事。在此，僅就此札的作者歸屬問題略作考訂。筆者以爲，浮簽所謂『顧大令天敘』實際未必符合事實。按：顧天敘是顧恂之五世孫、顧鼎臣之四世孫、顧錫疇之父，曾任多地知縣，故而被稱爲『顧大令』。其傳世墨跡亦不多見，以筆者之所見，主要有《顧天敘手札三通》(北京保利二○一六年秋季拍賣會之『藝林藻鑒——中國古代書畫日場』第號拍品)。(圖八)除此之外，另有上海圖書館藏《致德公賢倩文學札》、民國影印《致德公賢倩學士札》《郡中帖》等。上述作品與保利的拍品如出一轍，較爲可信。
圖八
《顧天敘手札》（局部）
觀顧天敘書法，往往左低右高，欹側之勢十分明顯。其線條似乎比較重拙，某些地方略有粗糙感。反觀《致某人函》，雖然在書寫上與顧天敘書法有幾分近似，但用筆更加沈穩，線條更加工細，結構更加整飭，總體上愈加顯得氣定神閒，不急不躁。雖然雙方都在蘇軾書法上用力甚深，但《致某人函》似乎更多地出入於鍾繇小楷，且與明末黃道周書法頗爲接近。筆者在通過仔細比較傳世書法作品之後，初步判定，此札極有可能出自明末清初著名詩人錢謙益之手。錢謙益特别推崇蘇軾的書法，同時也十分稱道本朝詹希元的楷書，認爲詹氏書法『遒勁整栗，視近代名家，反爲勝之』。就作品而言，傳世的錢謙益書法相對較多，其中有不少可以作爲例證用來進行圖像分析比對。在此，筆者選擇兩件錢謙益短札(台北何創時書法藝術文教基金會藏)作爲《致某人函》的比較對象，可以很清晰直觀地看出二者之間的相似度極高。(圖九)
圖九
錢謙益手札
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藏
《致某人函》開頭有『益吾書來』一語。按：『益吾』姓陳，名必謙，海虞鎮(今屬江蘇常熟市)人。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癸丑科進士，歷任輝縣知縣、南京江西道御史、河南巡撫、工部尚書等，爲東林黨成員，被《東林點將錄》(據文孫符撰《先撥志始》)列爲『地英星天目將』。錢謙益與陳必謙之間頗有往來，錢氏曾爲其起草《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陳必謙授文林郎制》《河南衛輝府輝縣知縣陳必謙前母錢氏贈孺人制》等文。檢《牧齋雜著·錢牧齋先生尺牘·卷之二》載《與陳益吾》三札，其第二札云：『事已有緒，而決裂至此，殆*神爲之也。陰陽消息，或有其候。靜以俟之，不敢忘初念耳。一切護持，自當效力。此公未行之前，尚當遣力密致之也。手勒，草草。』從此札的內容及語氣來看，似乎能夠與《致某人函》相銜接。但其措辭較爲隱晦，所透露的文字信息也並不多，只能作爲確定《致某人函》作者的輔助性證據之一。錢謙益嘗於《題丁菡生藏余尺牘小册》中自謙道：『余既不工書，小簡語尤潦草，見之慚惶。』就書法而言，《致某人函》與黃道周書法頗爲肖似。據錢謙益《啓禎野乘序》言：『往予領史局，漳浦石齋先生過予揚榷，輒移日分夜。就義之日，從容語其友曰：「虞山尚在，國史猶未死也。」』又查黃道周曾爲錢謙益作頗爲精美的小楷《七律詩四首扇》(中國嘉德二〇〇八年春季拍賣會『中國古代書畫專場』第號拍品)，等等。錢、黃二人，曾經過從邇密，相互切磋商略。錢謙益雖然稍長於黃道周，但在書法方面，耳濡目染，受到過黃道周書法的熏炙，亦較符合常理。
黃道周《七律詩四首扇》
來源：中國嘉德二〇〇八年春季拍賣會『中國古代書畫專場』
04
疑似『雙名單具』所致之誤
－屏幕向右翻轉查看－圖十《致青老函》《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第二册)刊出《致青老函》：(圖十)小徑蓬門，慚無粗糲，況洗玉盤乎？老哥自不見責，弟能無愧於心耶？日來寒冽，甚念，途中起居，計自勝也。今十七兒來，爲乃兄納聘。若有所商，乞年長兄教之。前所托記室者付之可也。敕書因兩日研池皆冰，不能即書。俟霜晴少和，當書附曹雪鴻帶上可也。前云文待詔《禊帖》已勒石矣，幸惠一、二張爲感。若有别樣石刻，並祈賜教，懇懇。率勒，不具。青老年長兄我師。弟咸再頓首。十一月廿四日。佟公二書奉上。此札左側，倪禹功對徐咸作了如下介紹：徐咸，字子正，號東濱，海鹽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襄陽知府。居官寬簡，持大體。有《國朝名臣言行錄》《漢山野錄》《四朝聞見錄》《西鹽邑文獻志》《東濱三稿》。卒後，私謚文達先生。(鈐『秀水倪禹功銓考印』朱文長方印)《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之編者首先對徐咸作了大致介紹，其內容基本同倪禹功，又作考證道：上款作『青老年長兄我師』，其姓名待考，可能爲徐咸之同年進士。觀此函，『青老』曾訪徐咸。文待詔指文徵明。此札之前，鈐有啓首印『緘』，然而僅存其半。此外，另有『楊涇審定真跡』(朱文方印)、『海昌錢鏡塘收藏明賢赤牘記』(朱文長方印)等鑒藏印二枚。二○一七年第九期《中國書法》，亦將此札視爲明徐咸的尺牘，收入『明清鑒藏與交易特輯』內。其實在明代，以『咸』爲名者不止一人。就書畫家而言，除了徐咸之外，尚有明萬曆年間的蘇州吳江人沈咸(字稚咸)等。所以，《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單憑名款『咸』就認定爲徐咸，尚嫌證據不足，仍須商榷。另外，藏家及編者似乎忽略了另一個存在，那就是古代尺牘中普遍存在的所謂『雙名單具』現象，特别是在關係較爲熟稔親近的受函者面前。只要其雙名中有一『咸』字(通常是末字)，就完全有可能直接落款爲『咸』，無須全稱。這就爲確定其作者歸屬帶來了不少麻煩。按照通常所用的鑒定方法，倘若能搜索到徐咸的傳世書法作品，則可以將其作圖像方面的比較研析。然而遺憾的是，迄今尚未見任何一件徐咸的書跡，哪怕是一鱗半爪。筆者通過細緻研讀本札書法，初步推斷，其作者很有可能是清初著名書畫家——方亨咸。茲以方亨咸《行書七言詩卷》(西泠印社拍賣公司二○一七年秋季拍賣會之『中國書畫·古代作品專場』第號拍品)爲例，可以發現其中的不少字，尤其是『曹』『寒』『長』『咸』『書』等，與《致青老函》的寫法形神畢肖，如出一手。(圖十一)再者，其落款爲『邵村咸』(『邵村』爲方亨咸之别號)，亦屬於『雙名單具』。筆者以爲，這一情形並非偶然。
圖十一
方亨咸《行書七言詩卷》（局部）
此外，考證出《致青老函》中的曹雪鴻，對於確認手札的作者而言十分關鍵。但此人具體情況不詳，所謂『雪鴻』，既可能是名，也可能是字或號。查清初董元愷有《漁家傲·題曹雪鴻〈荆溪釣隱圖〉》(其一)，其首句曰『曹子家居荆水畔』。如果確屬同一人的話，則知此人生活於江蘇無錫。按：董元愷，字舜民，江蘇長洲人，順治十七年(一六六○)舉人，著有《蒼梧詞》。從董元愷、曹雪鴻及方亨咸等三人所處的年代來看，他們大致屬於同一時期，方亨咸與曹雪鴻之間完全有交集的可能。基於上述分析，筆者初步推斷《致青老函》爲清方亨咸所書。此類『雙名單具』的現象，在明清尺牘中頗爲習見，也最易讓人產生誤判。茲再舉一例：上海圖書館藏一尺牘(札凡四行，有曰『山中雖不讀書』云云)，落款『弟綬頓首』字，因而被視爲姚綬的手札被收入《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尺牘》中。而就書法而論，顯然與主要胎息於元代張雨書法的姚綬作品並不同調。實際上，這件尺牘的作者應該是陳洪綬，就書風來看，或屬陳氏早期書跡。容再作考證云。-end-撰文｜陳根民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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